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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战犯管理所里，溥仪失去了所有的特权，他与其他战犯一起，必须接受集体生活，参加劳动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，他逐渐学会了自理，开始学会自己穿衣、吃饭，甚至自己系鞋带。他也在战犯管理所的要求下，写下了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，以及他对自己罪行的认罪和悔过。 然而，刚开始写这本书时，溥仪并不诚恳，他试图推卸责任，把自己的罪行完全归咎于日本人，甚至只承认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。由于态度不够真诚，这本书被多次打回重写。最终，溥仪的弟弟溥杰被召来协助他编写，并最终完成了这本忏悔录。完成后，溥仪的自传被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手中，并得到了两位领导人一致好评，认为溥仪已经在思想上有了显著的改进。 1959年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建议，通过了特赦决定，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被特赦。尽管溥仪并不抱有希望，认为自己罪大恶极，但毛主席及人考虑到他作为末代皇帝的特殊身份，最终决定给予他特赦。 特赦后的溥仪首先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，然后被安排住进了政府提供的旅馆。1960年，溥仪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工作，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。他从最基本的浇水、清洁等工作做起，逐渐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等岗位，开始适应普通人的生活。 然而，在他出狱后第一次去理发店剪头发时，他又闹了一个笑话。当他坐下后，看到了一个吹风机，指着它好奇地问理发师：这个嗡嗡作响的东西是什么？这话让理发师和旁人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吹风机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常见物品，而溥仪与时代的脱节，最终让他成了众人笑柄。 溥仪的这一举动，深刻体现了他与普通人生活的隔阂。毕竟，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在宫廷中度过，建国后的岁月更是与社会隔绝，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裂痕，令他与社会脱节至此。